毕竟，人们只有在具体从事某一项职业时，才会真正关注、重视进而遵守这一领域的职业道德。

具有世俗法性质的王令、地方和行会规章以及习惯法处于从属地位。但是，随着对原住民的征服，雅利安人从游牧社会转向农耕生活，问题便日益增多。

在含义和功能上， 达摩与中文的法、拉丁文的 Ｊｕｓ（法）、伊斯兰教的 Ｓｈａｒｉａ（法）以及英文的 ｌａｗ（法），具有某种相似和交叠之处。一是阐释大型祭祀的公祭经，二是指导家庭祭祀的家祭经，三是规定雅利安社会成员地位和行为的法经。第四，自我满足的含义和地位。第一，传统印度法概念相对于 现代印度法概念，在本文主要是指古代印度的法律。而规定君王审判应面向东方，其动机则不可见，则属于法的范畴。

对利塔、伐楼拿和密多罗神的祭拜，反映出他们对秩序和规则的向往和实现内部整合的愿望。宗教法以神启经为基础，而法经由神启经衍生出来。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梭伦立法时认为，梭伦立法有三个方面最具有民主性，其中有两个是关于程序的：一是凡愿意者皆被允许替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伸冤，二是向陪审法庭申诉的制度。

此时的公民权并非是消极的，而是一种积极的参政权利。可见，梭伦立法既限制贵族的权利，又不失其尊严。针对这种情况，梭伦颁布了人身保护令，史称卸担令。深化一点，就是两者都关注对公权力的约束。

[65]那么，克里斯提尼是通过什么措施来树立这种公共权威的呢？ 首先，克里斯提尼扩大了享有公民权的范围，并赋予城邦的基层单位德馍享有特定的政治职能。这提升了公民权的公共观念，使得城邦共同体的公共意识增强了。

[87][英]H. D. F.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98-99页。[77]也就是说，起初它只是一个咨询机构。[21]由此来看，仅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德拉古立法是难以立足的。然如无人把罪犯带上法庭，则前两者就是摆设。

无怪乎学者Gagarin曾言：不像古代许多其他的法律制度，在古代希腊书写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社区全体成员能够在实际诉讼中得以应用。那何种人的傲慢会引发雅典立法者的关注呢？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指出，有两种人容易有这种行为，即年轻人和富人们容易对人施暴，因为他们认为暴虐显示了自己的优越。[46] 于是，梭伦以财产的多寡来取代原先依据出身担任官职的规定。[73] 四、法治至上——埃菲阿特立法 克里斯提尼立法之后，雅典的平民制得到了增强，他们享有广泛的行政权和司法权。

当然，战神山最高法庭议事会所审判的案件是特定的，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主要是预谋杀人案、伤害案、投毒致死案及纵火案等案件。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往往使得劣势一方陷入无力救济的境地。

[30]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介绍，在德拉古之前，最高法庭议事会虽然有很多职能，但并没有权力监督各类官员。相反，正是因为这种平等使得权贵们在文化上对城邦保持着开放的态度，这让底层民众能够接触到贵族文化，享有贵族文化，最终提升自身的德行。

齐默恩说：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他们（陪审员）表现不错。克利斯提尼通过立法把公民权与平等权确立了下来，民众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享有极大的权力，雅典民主政体得以确立。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德拉古颁布成文法的目的是限制贵族的权力。这是因为贵族们有不遵守城邦法律的危险，只有把他们驱逐了，城邦制度才能得以保存。同时，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贿赂现象的发生。但在梭伦立法之前，雅典社会矛盾的症结就是少数人对土地的垄断，雅典的穷人由于没有土地，需要为地主做工，其收成的一部分要交给地主，如果收成不够的话，依据习俗，地主有权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家属变卖为奴。

[65][英]阿尔弗雷德•E.齐默恩：《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龚萍、傅洁莹、阚怀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页。See S.C.Todd, The Shape of Athenian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p.82-83. [69]参见注[68]，第83页。

这是梭伦对人类思想发展的重大贡献，是理性解决社会问题的开始。为了清晰解读埃菲阿特为规制战神山最高法庭议事会权力所带来的法治观念的改变，我们需要分析战神山最高法庭议事会在此之前的职能变化。

nomos到了克里斯提尼时代，其含义发生了变化。人民领袖的灵魂是邪恶的， 注定要为他们巨大的傲慢遭受众多苦难。

但雅典公民的这种意识也不是无缘由的，而是与雅典立法者们一直所坚持的立法旨趣相关。[63]也就是说，克里斯提尼用共同体的权威取代了个体权威，并将其作为法律的依据。就平民而言，法律赋予了他们担任官职和陪审员的各种权利。第二，他是德馍登记在册的享有完整公民权的人。

因此，要使雅典立法者们的立法连贯性完整呈现出来，就需要排除先见，尽量从雅典社会的现实来解读，因为现实是无法以片段化的方式来分割的。但本文认为，没有确立民主制并不代表民众没有民主意向，相反，梭伦立法极大提升了民众的民主意向，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参加民众大会来参政议政。

公元前四世纪时，德摩斯梯尼明确阐释了它的重要性： 保护和维持民主与城邦繁荣的至为重要的三件事是：首先是法典。[87] 简言之，雅典立法者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立法者不应以社会中的某个群体为标准，而应以社会的整体品行为根本宗旨。

这一系列的立法铸就了雅典特有的完全以城邦为依归的公民精神。但有一个机构，就是雅典的最高法庭议事会，历史上没有明显的资料说明克里斯提尼曾针对最高法庭议事会的权力作出限制。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载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72页。普通公民可以在司法事务及公民大会上图谋城邦的发展，有一定财富的公民则要抑制自身的傲慢，并且在更为高级的职位上施惠于城邦。[40]因为城邦的法律是神圣的法律，它尽其所能地进行统治，它满足了所有人且绰绰有余。[58] 向陪审法庭进行申诉的制度，降低了原先行政官员的司法权力，司法权开始掌控在民众的手中，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予了公民反对行政官员任意司法及司法腐败的机会。

并且hybris的特征是贪恋吃喝、欲望强烈、贪玩、打或杀、攫取其他人的财富和特权、嘲笑他人或不遵守尘世的和神圣的权威。但学者们，尤其是法律学人，在对雅典社会的解读中却长期冷落雅典法律，究其原因，也许对法学家来说，在哲学领域中雅典人是罗马人的老师，但在法律领域中，罗马人则是希腊人的老师。

[54] 酒会并非无序之地，它也是有规则的。[53] 梭伦通过酒会来显现权贵们的傲慢，他说：他们不知如何抑制自身的傲慢，不知如何有节制地享受宴会的欢乐。

还有一些僭主出身于经过选举担任了重要官职的人（古时候平民们给民政官或祭监以很长的任期）。我一到那里，就有人把盗窃公款的温柔的手递给我。